晋尚韵——魏晋南北朝的书法实践和理论


ʱ䣺2019-10-09

  应本刊之约,方立先生以《中国书法研究入门》为题撰写系列文章在本刊连载,本期发表的《晋尚韵》系第五篇。作者认为,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变法创新,形成相对新妍成熟的尚韵书风,把中国书法发展推向第一座高峰,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敬请关注和讨论。

  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建立魏国(史称曹魏)。221年刘备称帝,建立汉国(史称蜀汉)。222年,孙权称吴王,建立吴国(史称孙吴)。至此,三国鼎立格局形成。263年,曹魏灭蜀汉,265年司马氏代魏建立西晋,280年西晋灭吴,统一全国。317年西晋愍帝被杀,318年司马睿正式称帝,建立东晋政权。随后200多年又经历宋、齐、梁、陈四朝,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划淮河对峙,史称南朝。398年,拓跋珪称帝建立北魏,史称北朝。直至589年,隋文帝取代北周8年后灭陈,才结束了长达300多年的南北分裂局面。

  魏晋南北朝的300余年是一个动乱、分裂的时期,同时也是思想、文学、艺术活跃且深入发展的时期。当时,由于政治约束力相对松弛、门阀世族阶层处于政治文化优势地位,由此形成世族书法世家,极大推动了书法艺术发展;由于经常性社会动荡,强烈震撼了人的心灵,激发了对人生和人性的思考,作为表达人生观念和人的思想情感重要载体的书法受到士人高度重视;由于长期南北分裂和对峙,造成书法风格和趋向的“今妍”和“古拙”的南北差异。楷书、行书体在东汉后期萌芽并且发展起来,在魏晋时期成为日常通行手写体。那时,楷书往往同隶书一起混称为隶书,又把汉末、魏晋时期规范工整、装饰化的碑刻隶书称为八分。楷书、行书、今草等新字体完全成熟,新书体有了合法地位,楷书成为正体,楷书、行书列入课吏书法系统,古体篆书和隶书由盛转衰,这些都是促进尚韵书风形成的重要因素。东晋王羲之、王献之变法创新,形成相对新妍成熟的尚韵书风,他们把中国书法发展推向第一座高峰,成为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北朝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之下,文化相对落后,书风相对质朴保守。

  这个时期,书学理论在字体、风格演变与评赏、书写技法各个方面深入展开,质和妍、天然和功夫、神采和形质等范畴的出现,反映了书论思辩性的增强,成为中国传统书法理论的重要基础。

  三国时期,无论是国土面积还是国家实力,无论是文化繁荣还是书法兴盛,吴国、蜀国同魏国都无法比拟。魏国国君都好书法,曹操父子都有书名。汉末选部尚书梁鹄曾经拒绝任命曹操出任洛阳令,后来曹操得势,仰慕梁鹄书法,不计前嫌,招至麾下,常将梁鹄八分书悬系于帐中或钉于壁上赏玩。魏国著名书家都是由汉入魏的士人,包括邯郸淳、梁鹄、锺繇、卫觊、韦诞等人,他们都是承袭东汉书风,并且在继承中发展创新,特别是正书、行书、草书有了很大发展。

  魏晋时期开始形成的门阀制度,对于书法世家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著名书家都出自世族豪门,并且高官显位。书法史上的名门世家、子孙传业的书法世家,最早出现的是汉代后期的崔瑗、崔寔父子。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成为一种突出现象。三国至西晋时期,有河东卫氏四世善书、杜陵杜氏三世善草稿、敦煌索氏、吴郡陆氏、泰山羊氏等。到东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南朝有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等。北朝有清河崔氏、范阳卢氏等。这些书法世家无一不是当时的世族大家。当时开始形成的门阀制度,造就了世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垄断地位,并由此形成了书法世家。

  东汉后期,曹丕代汉而立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依靠世族大家势力,颁行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从官府任职官员中选拔贤有识见者,按其本人籍贯担任本州郡的中正,负责考察本州郡士人品行,根据家世和品行定分为九品,官府依据其品定授予官职。由于担任中正者皆为世家大族之人,因此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使世族获得评定人品、控制入仕的特权,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并由此产生世族豪门的特权阶层。当时,门第人中最需要的品行,一是能够孝友之内行,表现为家风;二是能够具有文史学业之修养,表现为家学。两者共同组成家教。书法是当时士人最基本修养,也是家学基本组成部分。由于在政权迭变过程中,官学荒废,门阀世族家学成为文化传承的最重要方式,同官宦世家一起产生了书法世家。当时最典型的是,从曹魏时期的卫觊到卫瓘,再到西晋时期的卫恒祖孙三代,都是高官和书法名家。卫恒的族妹卫铄即卫夫人,嫁江夏李矩,西晋败亡之后南渡,以书法传授王羲之,对开创东晋书法新风起了奠基作用。

  西晋灭亡后,汉族政权退据江东。317年,镇守建康的晋宗室司马睿在以王导为首的南渡世族拥戴下重建晋室,史称东晋,立国之初是“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东晋早期著名书家都由北方南渡而来,书风承袭锺繇、卫瓘、索靖的传统,相对于后来的王羲之、王献之,则古拙质朴。

  东晋南朝,由于南迁世族大都是魏晋以来的玄学世家,崇尚老庄,莫肯用心儒训,人物品藻成为世族人士的内部游戏。大凡容貌俊美、风神绰约、言语惊人、行为去尘脱俗者均能够获得好评。以尺牍书法争胜成为东晋南朝的一个重要现象。甚至有宋孝武帝、齐太祖以帝王之尊,先后与著名书法家王僧虔争书名的故事。王羲之素来轻视王述,当王述名声逐渐变大而且成为自己上司时,竟然因此辞官。氏族子弟凭借门第优势,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以清高自尚,日常事务投入精力很少,客观上促进了对书法和艺术的投入,形成了魏晋时期的文化自觉。

  作为东晋时期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方面,书法得到更大重视。同时,在尚新奇、好妍美,以风神绰约、超然脱俗为高尚的品藻风气影响下,书法在风格上去质朴、求新妍,书体脱去隶意,在前人基础上创新变法,楷、行、今草书均得到巨大发展。成就最大的就是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父子开创新风,包括王氏子弟在内整个世族阶层均风从影随,所有东晋书法名家都受到二王影响,二王作为新风尚代表,与汉魏著名书法家张芝、锺繇齐名。

  二王新体楷书(小楷)最后定型,成为其后千载共尊的楷模。楷书又影响行书,以其易识易写,好之者众,又使二王行书的名气与楷书并重。行书借助草书之法与形,其体势开张于行,流便于草,书写自由度与艺术美感犹在行、楷之上,这是小王所以比肩其父的破体。楷书也影响到草书,大王草书的上下牵连之势,还残留古体草书痕迹,但呼应顾盼,生动天成,后世称为今草或小草。小王草书上下连属,奔放至极,有一笔书的美誉,后世称为大草。后被唐代的张旭、怀素效法,以狂放宏大其气象,所以被易名为狂草。二王以后,书体演进缓慢,书家所能做的都是在师法钟王的旗帜下,努力实现个性风格的探索和突破,书法大统也由此形成。

  所以,有学者据此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书法艺术,是从二王时期开始并且掀起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个艺术高峰的。在此之前,书法总体上是书写工具的组成部分,并没有作为专门艺术独立出来。当然,大部分书论家不接受这个观点。

  在南朝宋、齐、梁、陈时期,二王书风得到延续发展。当时著名书家如羊欣、丘道护、王僧虔等,俱学王献之。

  这种新妍纵逸的书风,在梁武帝时遭到反对。梁武帝以古拙为尚,认为“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虽然梁武帝推崇锺繇,但由于锺繇书迹在民间已经难得见到,而王羲之作品尚存不少,实际效果是王羲之的影响力开始上升,开创了褒扬王羲之而贬斥王献之的先例,刹住了王献之以后在南朝越演越烈的放纵流便风尚。到初唐,唐太宗独尊王羲之以后,使王羲之在唐及后代都比王献之书法地位更高、影响更大。

  西晋在316年灭亡之后,入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羌等少数民族相继建立割据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到439年,拓跋焘统一北方,世称北魏。534年,北魏也分裂为东、西魏,后北齐取代东魏、北周取代西魏。577年,北周灭北齐,北方重新统一。从北魏到北周的北方政权与南方的宋、齐、梁、陈4个南朝政权相对峙,史称北朝。北朝因少数民族入主,战乱频繁,文艺相对不如南朝兴盛,书画家也远不及东晋南朝壮大。

  曹魏时期的代表性书家锺繇(151—230),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汉末举孝廉,累迁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魏初为廷尉,迁太尉,转平阳乡侯。魏明帝时,进太傅,封定陵侯,人称钟太傅。他虽然贵为高官,但一生勤于研习书法。东汉末年的刘德升已经开始研究当时民间流行的日常楷、行书的手写体,锺繇和同期的胡昭均师法于刘。锺繇是早期专注于当时流行于民间日常书写的楷、行书而形成新书体的代表性书家,他精于隶书、楷书和行书,当时人们称他的书法艺术为秦汉以来第一人,尤其是楷书流传后世,被尊为楷书之祖。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颍川锺繇,魏太尉;同郡胡昭,公车征。二子俱学于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碑刻的八分隶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即日常公文、童蒙识字所用的早期楷书);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即书信尺牍所用的行书)。

  锺繇的书法尤其是楷书,与东晋时期的王羲之并称为钟、王。据南朝齐王僧虔《论书》所记,锺繇的《宣示表》在西晋末年为王导所藏,在战乱中藏衣带中渡江南逃,并传给了王羲之。锺繇是对东晋书法影响最大的书家之一。王羲之最欣赏和钦佩的书家就是锺繇和张芝。

  卫恒(252—291),字巨山,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官至黄门侍郎,惠帝初被贾后及楚王司马玮所杀。卫恒出身书法世家,祖、父、兄弟及子侄均善书。他师法东汉张芝,善作草、章草、隶、散隶4种书体,隶书飞白笔法为首创。张怀瓘《书断》列卫恒古文、章草、草书入妙品,隶书入能品。

  卫恒的书学论著《四体书势》一卷,《晋书·卫恒》全录此篇。《四体书势》的4体指:古文、篆、隶、草。其主要内容:一是建立了比较系统的书法观。作者按照时间先后,依次论述了古文、篆书、隶书、草书出现时间和缘由,对四种书体进行全面总结,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各类书体的发展源流、形式美的特征等有关问题。如论草书,“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接着论述草书在汉代的发展状况,罗列了张芝及其弟、姜诩、梁宣、田彦和、韦诞及罗晖、赵袭等人,论述了他们的书法成就、风格特征及其形式美的相异之处。二是在论述各种书体出现与演变过程中,确立了历史批评传统。就小篆而言,谈到了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作用:“及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又说:“及平王东迁,诸侯立政,家殊国异,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损益之,奏罢不合秦文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就隶书而言,程邈为衙吏,因为得罪秦始皇,幽系云阳10年,“从狱中改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损减,方者使圆,圆者使方。”他把成果上奏秦始皇,秦始皇让他出任御史,改定隶书。就草书而言,“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称善作。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杀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之。……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之弟子,有名于世,2016年5月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名录公示然殊不及文舒也。”三是提出了主客观交融的“体象”书法创作观和审美观。《四体书势》说:“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盖睹鸟迹以兴思也。”“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声会意,类物有方。”这些论述注意到从“鸟迹”至文字有个过程,最早的象形文字既有万物原形原理,也有主体思考领会,并不是简单模仿自然,这就是体象。四是发展了书法审美方式。其一,远观近察的距离变换。在论述字势说:“是故远而望之……就而察之。”在论述隶势时又说:“远而望之……近而察之。”这些论述表明,作者已经运用距离变换方式欣赏书法作品,注意到同一作品在不同距离下不同的审美效果。其二,包含了寓审美于娱乐之中的意识。在论述梁鹄手迹时说:“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这透露出作者对书法作品把玩的审美方式。其三,点明了审美过程中欣赏主体的心理特点。提出了“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的见解,表达了主体对审美客体观察可以意会不能言传、似清晰又朦胧的审美心理特点。其四,提出了和谐是书法形式美的境界。在形容古文书法时说:“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这是状古文之美。在谈到鸟迹到隶变时说,“随事从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栉比针裂,或砥平绳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或规旋矩折。修短相副,异体同势。奋笔轻举,离而不绝。纤波浓点,错落其间。”这是状隶书之美。这两段文字提出了如何在理性思考与形象描绘之间达到形体美的境界问题。一方面,势和体要达到和谐,即“势和体均”。另一方面,规矩与制权要达到和谐。无论圆笔或者方笔,有时严守规矩,有时随机应变,最终要有“修短相副,异体同势”的和谐效果。

  西晋书法名家作品真迹流传至今的,是陆机(261—303)的《平复帖》,也是存世最早的书法名家墨迹。陆机为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其祖父、父亲均为吴将相,他也曾为吴牙门将。晋灭吴10年后,与其弟陆云入洛阳,曾官为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此帖9行,用秃笔写在麻纸上,估计使用松烟墨书写,字体正处于章草向今草转变的过渡阶段,古拙生动。

  东晋王羲之是书法艺术集大成者,被后世称为书圣;另外还有王导、王献之等人。

  王导(267—339),东晋早期书家。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拥戴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为帝,任丞相,封武岗侯。累迁司徒、大司马、中外大都督、太傅等,是王羲之伯父。南齐王僧虔《论书》云: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锺繇《尚书宣示表》藏衣带过江。宋人刻帖中保存有王导的《省示帖》、《改朔帖》,在卫瓘的“放手流便”基础上有所发展,字型拉得更长,强调纵势的贯气,字与字的笔画出现连带。用笔使用偏锋刮笔和翻转较多,是王羲之侧锋取妍风尚的前导。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永嘉南渡时迁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为司徒王导之从子,初为秘书郎,为征西将军庾亮参军,最后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永和十一年(355)称病去官。当时品藻王氏宗族佳子弟为王氏三少,王羲之居首位。他7岁在卫夫人指导下学习书法,以后又临摹李斯《峄山碑》、蔡邕三体石经、张昶《华岳碑》、锺繇《宣示表》等真迹,融会贯通,博采众长,自成一体。他的作品飘若浮云、矫若青龙,为历代学书人师法。

  形象反映王羲之品格的,是“坦腹东床”的著名故事。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婿于导(王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皆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晋书·王羲之传》)。坦腹是服用“五石散”的结果。当时世族人士有求长生和成仙而服用五石散的时尚。服药后,人体忽冷忽热,身体瘙痒,需要赤膊坦腹,甚至放浪形骸。王羲之坦腹东床,既有服药的功效,也有自视清高、矜持傲慢的做派。

  王羲之的书法,早期受到卫夫人和叔父王廙的指教。有记载,卫夫人善锺繇书法,王逸少之师。还有记载,王羲之叔父王廙喜好索靖书法,永嘉之乱中,将其书作四叠藏衣中携带江南;而王僧虔《论书》记载,王羲之之伯父王导将锺繇的《宣示表》也藏衣中带至江南。所以,王羲之有很好的条件研习前代书家的作品,锺繇的《宣示表》就是王羲之的临本。在早年,王羲之书名并不是最著名的,在永和七年(351)担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时年49岁,到59岁去世,这10年是其变法创新、艺术成熟的时期。王羲之能够10年变法成功,源于他长期以来的深厚积累。基本功越深厚,变法越自如。

  据记载,王羲之变法,还受到少年儿子王献之的影响。张怀瓘在《书断》中记载:献之常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体。王羲之变法,对锺繇书法的改进之处:去掉隶书式的着意横向翻挑、飞扬的笔势,延展竖笔,强化纵势,字的外型也由横扁趋向于方整,字内笔画安排更趋于匀整,在整体视觉上显得楚楚大方、端庄生动,将锺繇的书迹改写成今体。

  王羲之钟情于书法,流传下来的书法故事很多。他每天练习书法结束,总要到池塘洗笔和砚台,时间久了,池塘水尽墨,故称墨池。他游历许多名山大川,见到并临摹大师真迹,包括李斯、蔡邕、锺繇、张昶等。一次,他在床上睡觉时还用手临空画字,不小心画到妻子身上。妻子生气道,你怎么在人家身上画字,难道自家体没有啦?他听到自家体的启发,感悟应该创造自家书体。于是,博采众长,得千变万化之神,形成了典雅流畅、结构严谨、独具一格的王右军书体。

  王羲之变法之前的早期行书风格代表是《姨母帖》,字型拙朴,横张之势醒目。《初月帖》的字体已经为今草,行气已经是纵向为主,流畅潇洒,脱去古质。《寒切帖》又是另外一种格调。笔势相对短促内敛,以摇曳多姿的点与短线为主,整体章法上利用线行上侧部分点画、空间的疏细,与其余相对丰实的部分形成鲜明对比和转变。下笔多带翘锐尖锋,行笔圆润,转折肥美,字外轮廓笔画圆转肥润,字内空白方尖锐利,显示出强烈的视觉对比与张力关系。《丧乱帖》等作品,往往一帖一风格,形成了姿势形式语言的丰富性。

  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是书法史上影响最大的书迹之一。唐代以后的学书之人,几乎没有未曾临习的。东晋永和九年(353),时为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谢安等42人,于3月3日在山阴(今绍兴)兰亭为合契盛会,诸人饮酒赋诗,王羲之作诗序,即兰亭序草稿。兰亭序的行书体已经全无古代书家的古拙之气,笔法、结字皆精巧严密,风格秀美新妍,以致被唐朝的韩愈贬斥为:“羲之俗书趁姿媚。”“姿媚”是王羲之的书法追求,也是东晋南朝的风气所尚。正是在这种追求下,楷、行、今草3种书体脱去隶书的影响而发展成熟,使中国文字字体演变基本完成。唐张怀瓘在《书断》云:“右军开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损古法,裁成今体……虽运用增华,而古雅不逮。”切中了王羲之创新的意义。

  王献之(344—386),王羲之第七子,累迁建武将军、吴郡太守,至中书令,人称王太令,是继承和发展王羲之妍美洒脱风格的著名书法家。虞龢《论书表》记载:子敬七、八岁学书,羲之从后掣其笔不脱,叹曰:此儿书后当有大名。又有记载,子敬外出游戏,看见北馆新泥垩壁白净,便取帚沾泥汁作书方丈一字,观者如市。王羲之见了以后也感叹妍美,询问谁写的。回答说,七郎。王羲之因此作书与亲故云:子敬飞白大有意。王献之在少年时就劝父亲改体,理由是“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说明他少年时已经形成审美趣味,追求纵逸流、媚风俗的书风。他“笔迹流溢、婉转妍媚”胜过父亲王羲之。

  王献之《鸭头丸帖》是其遒美潇洒新风的代表作。展现出他的草书连绵流注、势不可遏的风格。此帖中、侧锋兼用,笔势连绵但不一味圆转,利用翻转用笔动作,形成方尖锐利的线形状,造就了潇洒流畅中的强烈弹性特征。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是其楷书代表作,字体大小、长扁、正侧等错落相杂,字距疏密变化丰富,并且非常理性控制着,体现了理性与随性、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就妍美潇洒而言,同兰亭序有许多共通之处。其《廿九日帖》、《万岁通天帖》等,真、行相杂而不相违,形体笔画圆润,体势优美。真体用笔多方锐之行,结构欹侧,风格强悍。两种字体与风格形成强烈对比,构成整体形式关系间的张力感与丰富性,构成书法风格多变的面貌。

  这个时期,北朝最著名的书家是清河崔氏和范阳卢氏。两家都是魏晋时期的世族门户,世代保持姻亲关系,子弟多任各朝高位。清河崔悦师法卫瓘,范阳卢志、卢谌师法锺繇。崔悦至第四世崔宏(?—418)仕北魏吏部尚书,深得北魏道武帝信任,权倾朝野,因此书名大振。其子崔浩官位、书名均达到最高之位。崔浩担任著作郎时,北魏道武帝“以工其书,常置左右”。到他位至司徒时,受命修订律令制度,权势更大,书名更著。许多人请托他写《急就章》,作为童蒙识字的课本。

  崔浩在太武帝线)得罪鲜卑贵族而遭诬陷,以修国史矫诬罪名诛死灭族,并殃及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但其书风在北朝依然影响深重。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初编》之《崔浩与寇谦之》中认为:清河崔氏在北方,与琅琊王氏书法在南方,俱居最高地位。

  书法理论包括书写技法、书体理论、书法历史、书法评鉴赏析、书法艺术思想等。对魏晋以来名家书法技巧进行研究和总结,在当时蔚然成风。魏晋时期书法艺术理论已经具备了系统的理论结构框架,既有技法总结,又有思想阐发;既有对书法发展历史轨迹的追踪,又有对名家书法的评断赏析,标志着书法理论的形成和书法艺术的自觉。魏晋时期的书法大家,不仅有革新进取的创作实践,留下大量艺术珍宝,而且还对魏晋书法理论进行系统总结,留下宝贵的书法理论遗产。据文献记载,锺繇著有《笔法》《用笔法》《笔势论》等,王羲之著有《书论》《教子敬笔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笔势论》《笔势图》《天台紫真笔法》《记白云先生书诀》《用笔赋》《草书势》《笔势论十二章并序》等,卫夫人著有《笔阵图》,卫恒著有《四体书势》,王献之著有《进书诀表》等。这些著作多有散逸,散觅于历史文献中,围绕字体、风格演变、评赏、书写技巧等方面深入展开,提出了质和妍、天然和工夫、神采和形质等范畴,是中国传统书学理论的重要源头和基础。

  唐朝张彦远《法书要录》收录了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北宋朱长文《墨池篇》收录李斯《用笔法》、萧何《笔法》、蔡邕《笔法》、锺繇《笔法》、王羲之《笔势论》《笔阵图》《天台紫真笔法》、王献之《进书诀表》;南宋陈思《书苑箐华》收录蔡邕《九势八字诀》、王羲之《笔势论十二章并序》。这些书论大多属于南北朝至唐时期民间人士所伪托,署名虽然不可靠,但基本内容都是讨论具体用笔方式和书体结构一般规律,强调“书肇于自然”、“意在笔先”,深刻影响后世。

  关于书势、书状、书赋。从东汉崔瑗《草书势》开始,直至南朝,以书势、书状、书赋等骈文形式,用比喻描述刻画某一书体特征,成为风气,在西晋时最为兴盛。西晋卫恒作《四体书势》,收录了东汉崔瑗的《草书势》、蔡邕的《篆书势》和他自己的《字势》《隶势》。卫恒在序言中记载了秦汉魏晋时期字体演变与书家传承、风格、事迹的珍贵资料。另外,还有西晋索靖《草书状》、杨泉《草书赋》、成公绥《隶书体》、刘劭《飞白书势》以及南朝王僧虔《书赋》、梁武帝萧衍《草书状》等。

  这些书论都以自然物象比喻和形容书体之美,并且指出避繁趋简、方便实用是书体发展的原因,确认审美意识在书体发展中的作用。成公绥认为“时变巧易,古今各异”。杨泉在《草书赋》中认为:唯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于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势奇绮而分弛。这些书论更明确指出,要以笔墨形象表达主观心意,这不同于文字的表达。“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以“立象以尽意”。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东晋王羲之进一步说明: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雅意,自有言所不能尽其妙者。

  关于书势、体势、笔势理论。魏晋书法理论中,以“书势”为主题的论著相当多,包括锺繇《笔势论》,王羲之《笔势论》《笔势论十二章并序》《笔势传》《草书势》,卫恒《四体书势》,索靖《书势》等。所谓“势”者,是比喻修辞手法,以华美词句、生动形态去表现书法现象和书法活动等,并非后世所论“笔势有无”之“势”。魏晋“书势”论对象,几乎涵盖书法创作过程和书法成品中的各个单元,包括书体、用笔、点画等。因此,所谓的势,大体可以分作“书势”“体势”“字势”“笔势”等。书势,是对书法创作过程的形容和摹状。如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将整个书法创作过程比作军事征伐中的战阵冲杀:“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矟也,墨者鍪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心意者将军也,本领者副将也,结构者谋略也,飏笔者吉凶也,出入者号令也,屈折者杀戮也。”体势,是对书体的形容和摹状。魏晋书体势论,当属卫恒的《四体书势》最为典型。全文分序、韵文体、铭、赞等部分,用了大量华美词藻摹拟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绚丽多彩的自然现象,反复形容这些文字之美。字势,是指对某些字造型的状摹。这种势论主要是从其他文字中映带出来的。比如,卫夫人《笔阵图》中把“善笔力”的字比作人或动物“多骨”的清爽有神,把“不善笔力”的字比作人或动物“多肉”的臃肿呆板,进而又把“多骨微肉”之字谓之“筋骨”,喻其劲健;把“多肉微骨”之字比作“墨猪”,喻之笨拙。笔势,是指对构成字体的点画、笔画的形容和摹拟。以卫夫人《笔阵图》中七条《笔阵出入斩研图》为最典型。“‘一’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丶’如高峰坠石,磕磕然实如崩也。‘丿’陆断犀象。‘乀’百钧怒发。‘丨’万岁枯藤。‘乙’崩浪雷奔。‘勹’劲弩筋节。”由此可知,卫夫人为什么以《笔阵图》名世了。读者即使不懂书法,但读此笔势论,也可领略到各种点画所应具备的形态、力度和精神了。王羲之大概受卫夫人《笔阵图》启发,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开篇,将整个书法创作比之战阵攻杀以形容其形势。他介绍锺繇弟子宋翼的作书笔画,直接按照卫夫人七条笔势论而来:“每作一横画,如列阵之排云;每作一戈,如百钧之弩发;每作一点,如高峰坠石;□□□□,如屈折钢钩;每作一牵,如万岁枯藤;每作一放纵,如足行之趣骤。”他还提出,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谓书。比如写“鸟”字,下手一点须急,横直即须迟缓,至于鸟的脚是否要急,要看鸟的总体形势。

  关于书法技巧总结。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雅好书法,与当时善书者陶景弘、萧子云等人讨论书艺,推崇锺繇古体,抑制当时师法王献之的流美书风的流行。他在《答陶隐居论书》中也详细讨论用笔、结构等具体要求:运笔邪则无芒角,执笔宽则书缓弱,点掣短则法臃肿,点掣长则法离澌;画促则字势横,画疏则字形慢。又认为,拘则乏势,放又少则(规);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钝,比并皆然。主张,肥瘦相和,骨力相称。他认为,程邈所以能变书体,为之旧也;张芝所以能善书工,学之积也。既旧既积,方可以肆其谈。

  关于书写技法理论。唐张彦远《法书要录》收录了南朝梁武帝的《观锺繇书法十二意》一文,是一篇专论述锺繇书法技艺的文字。十二意的每一意下,都有对此技法几个字的简短注释,之后是对二王、锺繇三人书法演变不同的比较和议论。十二意包括:平(横)、直(纵)、均(间)、密(际)、锋(端)、力(体)、轻(屈)、决(牵掣)、补(不足)、损(有余)、巧(布置)、称(大小)等十二种书法用笔和结构方式。“平”为横画,“直”为竖画,“均”指笔画间距,“密”指笔画紧密,“锋”指笔端锋法,“力”指笔力所在,“轻”讲转折,“决”讲牵掣,“补”指补充笔画之不足,“损”指笔画省略,“巧”是布置适当,“称”是位置协调。其中“平”“直”是对楷书笔画的基本要求,所谓横平竖直也;“均”“密”是间架结构排布;“锋”“力”是用笔方法和力度;“轻”“决”构成基本点画的转折和牵掣;“补”“损”“巧”“称”,是章法的协调和安排。这十二意,扼要概括了钟书创作技法特点,也是对魏晋时期书法创作技法要领的归纳和总结。

  在卫夫人《笔阵图》中,有不少关于书法技法的论述。首先,肯定了用笔重要性:“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六艺之奥,莫重乎银钩。”其次,在对书法工具选择及性能作了介绍之后,又对如何执笔以及执笔部位作了阐述:“凡学书字,先学执笔,若真书,去笔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笔头三寸一分,执之。”第三,强调了运笔力度把握:“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说明笔力运用对于字体效果、风格的关系:“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第四,探讨了执笔远近与行笔缓疾、心手照应的关系。第五,介绍了初学书法者应遵循的路子,即“先大书不得从小”,先写大楷然后再写小楷。可以说,《笔阵图》对书法技法论述面面俱到。

  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也有书写技法的内容。总的要求是,欲书者,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先,然后作字。具体到楷书的基本点画写法:“捺”当一波三折,“点”当隐锋而为之等。楷书结构安排,不应“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这样写出的东西不是书法,只是“但得其点画”的字而已。关于草书书写技法,“须缓前急后,字体形势,状如龙蛇,相钩连不断,仍须棱侧起伏,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须有点处,且作馀字总竟,然后安点,其点须空中遥掷笔作之。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势,但用击石波而已。”

  关于书法创作方法和思想。“意在笔先”的创作方法。王羲之强调,凡书贵乎沉静,令意在笔前,字居心中,未作之始,结思成矣。这同之前卫夫人的观点是一致的,她在《笔阵图》中已经提出:“意后笔前者败”,“意前笔后者胜”。“意在笔先”,是要求书家创作之前对书法内容、文字布局及用墨浓淡、形式大小等因素通盘考虑,作到胸有成竹,以心中已成之意来统领创作,这就是自觉的有目的地创作。

  魏晋书论中多见“意”字,意的内涵也很丰富。锺繇书法十二意之“意”,是指书法的技巧、技法。“意在笔先”之“意”,是指创作之前的预先设想。还有一种,指心意、意趣、情感乃至精神。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将纸、笔、墨、砚、本领、结构、出入、屈折等,分别比作军事战阵中的刀矟、鍪甲、城池、谋略、吉凶、号令、杀戮,而把心意比作将军,把在创作过程中的意志、情感、精神作用比作统帅全军的灵魂。他在《论书》中云:“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强调把人的精神、意趣、情绪贯穿创作全过程,深入到创作的“事事”之中,并且转化为书意,使点画之中都体现“言所不尽”的人意。这种以人的意、情、趣、气为灵魂的艺术思想,早在锺繇时期就已经提出。他认为,“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非凡庸所知。”就是说,点画笔迹只能构成外在形式;作品的内在美,在于人的思想、感情、情绪、意趣等。

  关于对书法名家的评断。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说,锺繇书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等。西晋时人评卫瓘、索靖:瓘得伯英之筋,靖得伯英之肉。羊欣评胡昭、锺繇:俱学于刘德升,而胡书肥,钟书瘦。书论家先后提出骨势、骨力、媚趣、媚好等人格气质的比拟以及筋、肉、肥、瘦等具体面貌的比喻。王僧虔进一步提出了工夫和天然的概念,工夫代表书家在技巧方面的努力,天然则是作品展现书家的性情和气质。这些评论术语对后世书论影响很大。

  总之,无论从书法实践还是书法理论,晋人尚韵,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也是中国书法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大进步和成就。